中西文化交流有着漫长的历史渊源。但明末以前其交流却有极大的局限性，到16世纪末由于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华，才开始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交流是双向的，因此西方文化中有中国文化的因素，而中国文化中也有西方文化的因素。韩国自古代就致力于接纳中国文化，随之自然地也接受了已融入到中国文化中的西方文化。17世纪以前韩国人的心目中几乎没有西方，即使对西方有认识也很微弱。 从16世纪末起，中国这一古老的国度的文化通过欧洲的商人、旅游者、传教士等到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各国。其中，中西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媒介就是来华的传教士。他们大部分都懂中国文字、了解中国文化，能够通过翻译、改写、自己写作来进行中国研究。他们这些工作对世界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不但向欧洲传播了中国文化，而且向中国和韩国传播了西方文化。这个时期，对中西文化交流最有贡献的就是利玛窦。 西方文化传入韩国大概是17世纪初。韩国通过中国来接受西方文化，其主要媒介是赴北京的韩国政府使节。他们在逗留中国的期间，为满足自己对西方文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主动访问北京天主堂和钦天监，与西方传教士交往。他们把一些汉译西学书从中国带回韩国，当时韩国的知识分子争先购买和研读这些书，就造成了一场"西学热"。其实，来华的耶稣会士只想到借欧洲优秀的科学文明向中国传播基督教，却未曾考虑过西教如何传入韩国的问题。但随着时代潮流，西方文化自然地传入韩国，这些传教士在无意之中对欧洲文化传播到韩国起了重要作用。 韩国历史学界认为向韩国最初介绍西学的是李日辛光。李日辛光（1563－1628）以使节身份去过中国三次。在逗留北京的期间，他一接触西学就对这种异质文化非常感兴趣，打听西方情况，也把西学书带回了韩国。李日辛光在他的著作《芝峰类说》一书中粗略地介绍了西方天文学、世界地图、利玛窦和天主教等，这使韩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将目光落在了西方科学与汉译西学书上。 1636年赴京使节金土育再次将一些关于历法的书籍从北京带回国。丙子胡乱后，昭显世子作为人质去中国，与传教士汤若望交往甚密，向他学习了西方科学知识。1654年他把天文、算学、天主教等书籍带回了韩国。所以历史学家认为天主教书籍最初是被昭显世子传入韩国的。 1712年康熙皇帝允许朝鲜使节与耶稣会士来往。从此以后，朝鲜使节赴中国时，总是与耶稣会士接触。韩国政府按照观象监的建议决定每年一次派遣日官到中国向西方传教士学习天文和历算。但因礼仪之争中国实行禁教政策以后，不再吸纳西方优秀人才，此时韩国也不得不撤消了这些计划。 自从儒家思想传入韩国以来，它不但在经学方面一直占有主导的位置，而且是构成韩国人道德价值的重要成份。尤其是在高丽末输入的程朱理学对韩国的影响更是广泛而又深远的。由于朝鲜对程朱理学的推崇过度，使得李氏王朝社会越来越封闭，也就激化了社会各种矛盾。先进的知识分子都迫切地感到学习能解决社会矛盾的新学术的必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学就随着时代的需要正式传入韩国，韩国知识分子对它们的关心，经过十七世纪，在十八世纪中叶达到了高潮。 "西学"这一术语是一些来华的耶稣会士用中文撰写和翻译西方学术所用的，如高一志的《西学治平》《民治西学》《修身西学》、艾儒略的《西学凡》等。当时韩国也和耶稣会士一样使用此术语，西学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二点：西方的地理天文学和天主教教义。 由于西学传入韩国，韩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世界地图和天文图对韩国的影响最大。中国人自古代一直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他们与王朝名称更换无关，称自己为"中国"、"中原"、"中华"等，并按照其所在位置将周围的其他国家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人这种"华夷观念"被册封朝贡制度下的其他东亚国家自然地接受了。一直到17世纪，韩国人也不能脱离这种观念。 17世纪初，一些知识分子亲眼看到耶稣会士的世界地图并习读天文地理书，才认识到中国不是世界中心，而只是广大世界中的一部分。实学派的奠基者李氵翼（1681－1763，号星湖）受到西方地理学的影响，提出"华夷一也"的世界观。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都受到他的影响。洪大容（1731－1783，号湛轩）是北学派的大师。1765年他在北学派学者们中最先游历中国后写作了《燕记》。在逗留北京期间，他结交中国学者严诚、潘庭筠、陆飞等人，访问南堂三次，与钦天监正刘松龄（Augustinusvon Hallerstein）和监副鲍友管（Antonius Gogeisl）交往。他在西方天文学的影响下克服中国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而提出以本国为世界中心的"本国中心主义的世界观"。 在西学最初传播韩国时，大部分的韩国知识分子都是从对新学术的单纯好奇心出发而慢慢接纳和研钻西学的。后来，一些实学派学者发现西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就试图以之来解决社会矛盾。到18世纪末，西学被一些年轻士大夫作为一种宗教来接受。 在天主教最初传入韩国时，韩国知识分子一直把它视为一门学术而非宗教。因此在1791年尹持忠的"废祭焚主"事件以前，天主教在韩国没有受到任何大的反对和逼迫，只是在学者之间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其原因在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们采用了"中国化"的传教方法。在推崇儒学的东洋社会里，这种妥协性传教策略能够成功地将西教扎根于中国和韩国。 1777年权哲身和权日身兄弟，丁若锺、丁若铨、丁若镛三个兄弟等南人学者最初结成了一个教理研究会。他们经过十多天对天主实义、性理真诠、七克等讨论而决定了做天主教徒。天主教传入韩国后，经过一个半世纪，韩国的知识分子才开始把它视为宗教。1783年，李承薰去北京北堂经耶稣会神父粱栋材（Jean Josephde Grammont）受洗后，就开始展开宗教活动。 西教在韩国被年轻的南人学者们接受为一个宗教，不久就遭到严厉的压制。1788年，李景溟上书斥西学后，在学术界和朝廷里造成了一股反西学的潮流。1791年，全罗道珍山郡发生了士大夫尹持忠和权尚然"废祭焚主"的事件。此事件以后，原来利玛窦提出的"补儒论"天主信仰理论重新回到本来的天主信仰理论，这时，出于对新学术的关心而接受天主教的早期知识分子已不能再被看作是天主教信徒了。丁若铨供草说："为邪学之人，不行祭祀，闻此言之后，尤知邪学之灭伦败常矣。"早期的士大夫天主教徒都以天主教的灭伦败常为理由而背教。天主教教徒从此时至19世纪末，一直受到迫害。他们反对天主教的原因可归结为以下三点：一、西教是破坏君臣、父子人伦的灭伦乱常的邪道，二、西学是扰乱礼俗的邪说，相信死后天堂和地狱否定鬼神废止祭祀，三、天主教徒是把死亡当做荣幸的凶徒。 朝鲜李朝朝廷惩罚天主教徒的表面上的原因在于天主教徒是只尊奉天主而无父无君的邪教徒，而且以天堂地狱说惑世诬民。但实际上政府对天主教徒的逼迫原因是与党争（南人时派与老论僻派间）有密切关系。逼迫天主教的根本原因出于两派间的权力之争。早期天主教徒的绝大多数都属于南人时派。因此，就算他们大部分在1791年"废祭焚主"事件时背教，在1801年的辛酉邪狱时还是被处死或发配。 另外，韩国的天主教徒受到逼迫还有别的原因。利玛窦以后耶稣会的"中国化"传教策略虽在中国得到成功，但遭到其他教派的反对，在欧洲造成了一场"中国礼仪之争"。这使康熙皇帝1720年决定禁教，从此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受到极大的打击。"礼仪之争"所导致的中国禁教政策也影响了韩国，给李朝政府提供了迫害天主教徒的更大理由。1801年来韩展开传教活动的中国神父周文谟被逮捕处死后，韩国政府派遣使节赴华，给中国政府传递表文《讨邪奏文》。清朝也表示要朝鲜国王严管官民，使他们"敦崇正道，勿惑异端"，支持朝鲜政府对天主教徒的逼迫态度。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韩国的知识分子对西学的热情渐渐消失了。此后的天主教被韩国的中人阶级主导，特别是译官。译官有时随从政府使节去中国，有时在本国为中国政府的使节当翻译，具有国际性视角，而且他们通过频繁的国际贸易积累了财富。他们常接触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对异质文化具有开放态度，这使他们很快接受异质宗教。 总之，从16世纪末起，中国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主要媒介开始大规模接受西方文化。从17世纪初起，韩国从中国经赴华使节接受了西方文化即西学。在韩国最初接纳西学时，一些知识分子为满足自己对新学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研读汉译西学书；另一些知识分子企图利用西方的优秀科学强国富民。但到18世纪后期，西学从学术研究对象转换为一种宗教。在"废祭焚主"事件后，西教受到政府的严厉迫害，这时西学的引进就在韩国告一段落了。从此时到19世纪末，韩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完全中断了。
《中华读书报》2001年12月19日 引用地址：http://www.china.org.cn/firbry/2001-12-21/2001-12-21-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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