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出现过不少盛世。封建社会的所谓盛世，一般是指国家因统治者注意调整统治政策而出现，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的局面。尽管，任何盛世从根本上讲仰赖于劳动大众的辛勤劳作，但不容置疑的是，从封建盛世的角度看，统治者根据当时形势制定实施的制度、方针、政策在某种意义上也对“盛世”起着决定作用。无疑，了解盛世致盛曲折而丰富的经验，能够给我们许多历史启迪。
中国的封建盛世，最具代表性者有三：第一个是西汉盛世，这个盛世是否包括“昭宣中兴”时期（即昭帝和宣帝在位时期）尚无定论，但它除文景之治外，至少还应包括汉武帝时期在内。第二个是唐盛世，这个盛世除贞观之治外，还应包括武则天执政时期和玄宗在位前期，历时110多年。第三个是清康乾盛世，这个盛世应包括雍正帝在位时期，历时130多年。这些盛世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社会经济有重大发展，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二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并且强大，位居世界强国之列；三是科技文化推陈出新，业绩辉煌，充分显示出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四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繁盛。
这些盛世，给了我们什么启迪呢？笔者不揣浅陋，梳理归纳如下。
首先，盛世出现的原因很复杂，但就中国封建盛世来说，农民战争则是导致统治者鉴前朝衰亡、图当朝兴盛的根本动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正是农民战争，推动和促使新王朝制定并实施了既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又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政策。上述三个盛世出现恰是如此，统治集团君臣无不体验到农民战争的威力，才吸取前朝覆亡教训，及时调整统治政策，兴利除弊，励精图治，因此相对来说才出现了政治开明、经济发展、民生复苏、国力强大的盛世景象。
其次，盛世形成的历史条件很复杂，但政策开明却是基本条件。中国古代自秦汉起就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皇帝的品德修养及个人的政治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国家的命运，盛世的实现，无疑是以开明君主的出现为前提的。比如，文景二帝节俭开明，唐太宗的虚怀若谷、励精图治，康熙帝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绝冠当世。开明君主不仅要有良好的个人素质，还要知人善任，不仅要知人善任，还要正确解决君臣关系问题。只有君正臣正、君臣关系融洽、齐心协力、有所作为，才有可能把国家推向盛世。汉、唐、清三个盛世中的帝王们对这些问题都处理得比较好。汉文帝即位以后，面对大批开国元老，能够礼而敬之，取得他们的衷心支持，为其所用。唐太宗李世民则更是封建皇帝中处理君臣关系的佼佼者，他广纳贤才，“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述进士上》）。世代称誉的贞观之治，不能不说与唐太宗的任人得当、各尽其才的作法有莫大关系。康熙帝同样是以知人善任著称于世的，而且在赢得汉族文士的支持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位61年。他亲政前后信任和依靠的大学士共37人，其中有满族14人，汉族23人，改变了顺治一朝只重用满人的状况，这一重大改变既促进了汉满协调、君臣相知，又推动了封建盛世的出现。
第三，良好的法律制度是盛世的明显标志。“法盛则政兴”。纵观历史，许多重要的政策和制度大都形成于盛世之前或盛世期间，这就有力地保证了盛世的出现或延续。西汉轻徭薄赋政策、减轻刑罚政策以及影响重大的察举选官制度，都创设施行于文景二帝时期；而唐贞观年间也有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府兵制以及与均田制相配套的租庸调制等更加完备的制度；清代亦是如此，许多重大的制度如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等，基本上都形成于康、雍、乾年间。我们还可看到，凡是盛世，在治国上都是强调德法并重、相辅相成的。这里我要着重强调的，是法律制度的执行者——官员们的道德素质问题。专制体制下，官吏守法和秉公执法是治国之关键，制度再好、办法再多，都离不开一个主体清白的官员队伍的掌理。内因永远起决定作用，腐败的根源就是为政者道德的失控。汉唐盛世的出现与两朝官吏的清正廉洁和带头守法是分不开的。与此相比清代则略有逊色，康熙帝虽注重德治但却近于放纵，因而在其晚年培养出一批贪官；雍正帝长于政治，制度规范的改革力度最大，却也忽略了对官员的道德培养而出现官僚队伍道德的滑坡，进而导致“世风日下”，从而使盛世很快不再。
第四，衡量是否成为盛世的最根本的标准，无疑是社会经济获得了怎样的发展。这就要看统治集团是否突出地抓住了恢复和发展经济这个中心环节，“民为本，食为天”就是此谓。从汉初的“与民休息”到唐初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再到清初的“民为邦本，政在养民”的思想，均可看出，盛世的统治者无不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为首务，正是凭借社会经济的发展，才进而实现了国富民强、国泰民安的局面。
第五，盛世的形成显然还需要保持治国方针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试想如果没有文令景改，文景之治就绝不会出现；唐盛世也正是因为武后、玄宗保持了政策的一贯才得以延续（而唐盛世的结束也恰是玄宗后期荒于朝政、政出多门）；清代更是如此，许多积极意义的政策如摊丁入亩等都是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才得以推行的。
最后，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古代除了西汉、唐和清以外，在其他朝代也出现过一些盛世或治世，如东汉的“光武中兴”、隋代的“开皇之治”等等。但从历史的整体来看，治世少而乱世多，即使如汉、唐、清这样持续时间较长的朝代，盛世也不过是整个王朝的一个短暂时期，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种由盛到衰直至灭亡的历史现象循环往复的命运，历代封建王朝似乎都无一逃脱。从本质上看，统治者负有直接责任，但起决定作用的其实是封建制度这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起起伏伏、几经荣辱，中国的封建社会顽强而固执地存在了两千多年。专制统治是苛酷的，但也并非一片漆黑，盛世便是其中并不多见的晴空。盛世的历史经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对我们当今都不无借鉴意义。此即作本文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