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ZT]
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
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
时间:2003年12月26日 作者：王晓德（南开大学教授） 来源:史学评论网
世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舞台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把影响战后世界发展的“冷战”格局终于送进了历史陈列室。社会主义国家要么移旗换号，要么遭受巨大挫折。然而，中国却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发展时期。在学术界，冷静和务实是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明显特征，也正是这种精神的张扬才使学术研究在80年代思想解放的基础上呈现出春华秋实的局面。就美国外交史而言，在学者们的辛勤耕耘下，这一领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成果突出，但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回顾过去，总结经验，找出问题，尤其是看到与国外学术界的差距，必然会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一、 研究队伍状况及学术活动
在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美国史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相比，由于具有语言优势和国家对研究美国的重视，美国史的科研机构相对较多，研究人员可能是居国别史研究之最。在这样一支人数相对较多的研究队伍中，有许多人从事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根据对1989年至2000年公开发表的论文的不完全统计，大约近400人撰写过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除外）的学术论文。这表明在我国的美国史学界，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备受关注，一大批人活跃在这一研究领域，构成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主要力量。
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队伍主要由以下几部分人员构成：一是专门研究人员。他们分散在国家部委和高校的科研教学机构，专门从事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工作，也就是说，研究美国外交史是他们在国内学术界的“立身之本”。他们著书立说，培养这一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具有深度的美国外交史论著大多出自他们之手。他们尽管是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中坚力量，但人数并不很多，据初步统计为40人左右，其中包括以美国外交史为研究方向的在读博士生（参见表-1），在撰写美国外交史论文者中约占10%。二是从事与美国外交史联系密切的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他们不在专门研究美国的机构工作，但由于他们重点研究其他国别史外交或地区国际关系史，所以研究内容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这部分人是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外围力量。他们人数较多，但不稳定，很难讲他们的具体人数有多少，但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外交史的论文大多数是他们撰写的。三是在普通高等院校从事世界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等基础课的教学人员。许多人研究美国外交史很大程度上是兴趣所至，有些甚至是出于评职称所需。由于受资料的限制，他们的研究选题一般比较大，不容易开辟国内尚未研究的新的题目，研究成果多刊登在本学校的学报或地方性的刊物上。四是研究美国外交现状的学者。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历史和现状很难截然分开。研究历史的学者也许可以不涉及到现状，但研究现状的学者却往往需要追溯历史，只有这样才会对现状具有更深刻的认识。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撰写美国外交史的论文乃是出于研究现状所需。五是研究中美关系史
的一些学者。他们在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上成绩斐然，但眼界并没有完全局限在这一领域，常常在美国与东亚地区的关系、美国外交决策过程等方面发表一些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上述五部分人员并非截然分明，有时还出现相互交叉。如在本文所列的专门研究人员中，一些人既研究美国外交史，又在中美关系史或国际关系理论或其他学科领域有所建树。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交叉构成了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队伍的一个明显特征。
从专门研究美国外交史的人员构成来看，尽管人数十分有限，但结构还算比较合理，老、中、青三代研究人员各占一定比例。在40个研究人员中，14人为博士生导师（包括2名退休者），8人为教授（或研究员），11人为副教授（或副研究员，其中1人为在读博士生），5人为讲师（或助理研究员，其中2人为在读博士生），其余者为在读博士生。具有博士学位者为14人，硕士学位者为7人，5人即将获得博士学位。年龄结构60岁以上者8人，51岁到60岁者3人，41岁到50岁者13人，余者为40岁以下。他们主要集中在几个城市，其中北京为13人，天津为8人，南京为8人，长春为4人，济南为2人，西安为1人，长沙为1人，广州为2人，苏州为1人。如果加上外围人员，从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人可以说分布在全国各地，构成了一支阵容相当可观的研究队伍。
1978年之后，我国高级研究人才的培养开始与世界接轨，硕士和博士学位制先后成为国内培养人才的主要形式。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美国史算是获得硕士和博士授予权的较早学科之一，高考制度恢复不久就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80年代中期以后先后在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单位招收博士研究生，现在活跃于国内美国史学界的研究人员绝大多数是1978年以来培养出来的。以美国外交史作为研究方向从一开始就是学生们的热门选题。王玮教授1981年获得美国史硕士学位，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己培养的最早的美国史硕士，他的毕业论文就是研究美国外交史的（《美英在美洲的争夺和门罗宣言》）。任东来教授1988年获得美国史博士学位，是我国自己培养的最早的美国史博士，他的毕业论文也是研究美国外交史的（《不平等的同盟——美援与中美外交研究》）。所以，在国内专门研究美国外交史的队伍中，除了年长者外，30岁到50岁者基本上都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硕士和博士。根据对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10所高校近12年（1989—2000）获得美国史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毕业生的统计，硕士论文共221篇，其中59篇内容是关于美国外交史（不含中美关系史）的，约占总数的27%；博士论文共41篇，其中6篇内容是关于美国外交史（不含中美关系史）的，约占总数的15%，而且这6位博士现在都从事美国外交史某一方向的研究。本文没有对外围研究人员的学历状况进行统计，但他们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获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以上统计只是想说明，这支可观的研究队伍中尽管不乏“滥竽充数”者，但绝大多数人受过专门的学术训练，具有厚实的研究功力。这种相对较高的学术素质显然是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能够不断迈上新台阶的首要之基础。
一支研究队伍要具有活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后继有人，随着老一辈学者的退休需要有新的研究人员不断补充进来。客观上讲，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这方面并不乐观，许多国别史或地区史后继乏人现象十分严重。作为世界史的一个重要分支，美国史相对好一些，但有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人才“青黄不接”的危机。倒是美国外交史的研究队伍呈现出扩大的态势。从整体上讲，仅2000年就有37人首次发表有关美国外交史的论文。就专门研究人员的队伍而言，前景还是比较看好。从博士生数量的培养上就能体现出这一点。过去12年期间只有6位博士生的论文选择了美国外交史，而且他们都毕业于一所高校（南开大学）。现在，除了南开大学继续培养美国外交史的博士生之外，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也先后招收了这一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在未来几年内，将会有一批以美国外交史作为研究方向的学生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年轻有为，富有活力，随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断地补充到专门研究队伍，不仅会大大加强国内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力量，而且会使这一研究领域具有充满希望的未来。
表-1 中国美国外交史主要专门研究人员一览表
项目
姓名 职 称 学 位 工作单位
资中筠 研究员、博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张也白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李晓岗 助理研究员 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时殷弘 教授、博导 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刘金质 教授、博导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梁根成 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张小明 副教授 博士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徐 蓝 教授、博导 博士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苏 格 研究员、博导 博士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孟庆龙 副研究员 硕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赵怀普 讲师 博士 北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彭光谦 研究员、博导 北京军事科学院战略部
梅仁毅 教授、博导 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于 群 教授、博导 硕士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崔 丕 教授、博导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董小川 教授、博导 硕士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刘德斌 教授、博导 硕士 吉林大学历史系
杨生茂 教授、博导 硕士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王晓德 教授、博导 博士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赵学功 副教授 博士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杨令侠 副教授 博士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韩召颖 副教授 博士 南开大学法政学院
刘国柱 副教授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丹拥军 讲师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华庆昭 研究员 天津社科院美国研究中心
李庆余 教授、博导 南京大学历史系
任东来 教授 博士 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蔡佳禾 副教授 博士 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任李明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郭海儒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石斌 讲师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生
戴超武 教授 博士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室
周桂银 副教授 博士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室
白建才 教授 硕士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王玮 教授 硕士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董继民 副教授 硕士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熊伟民 教授 硕士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龚泽宣 讲师 博士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潘一宁 副教授 博士 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金卫星 副教授 硕士 苏州大学历史系
在中国，学术活动除了邀请境外学者来华讲学之外，主要指召开国际或国内学术讨论会。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没有自己独立的学会组织，所以这一时期并没有就美国外交史的重大问题专门召开过国际或国内学术讨论会（中美关系史除外），但也不是说研究者们完全是坐在书斋中闭门搞研究。毕竟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属于美国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经常参加一些相关的学术会议，尤其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主办的学术研讨会，就美国外交史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开展学术交流。
1990年11月13日至18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河南开封和郑州两地举行。会议收到论文69篇，关于外交史的论文占有相当比例。与会的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就美国外交史分期、美国的国际地位、美国与以色列及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美国对拉美的政策、美国与越南战争等重大问题展开广泛讨论，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1991年5月23日至25日，中华美国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举办了“20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规模较大，中外学者共146人，其中一部分学者从事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他们向会议提交了相关论文13篇，占论文总数的13.8%，内容涉及到20世纪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的历史分析、美苏冷战对亚太地区的影响、意识形态对美国的亚洲政策的作用、20世纪美国与日本的关系、美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演变等等。中外学者就上述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进一步加深了对美国对亚洲政策演变的认识。
1993年8月2日至4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山东威海举办了“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一些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向会议提交了相关论文13篇，占论文总数的22.4%，内容主要涉及到美国现代化与军事扩张、美国现代化与外部世界等。在这次讨论会上，尽管有的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提交的论文与美国现代化主题不太搭界，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对共同关心的问题的讨论。经过几天的切磋交流，学者们进一步加深了对美国向外扩张与国内现代化之间关系以及外部世界在美国现代化进程中作用的认识。
1996年7月29日至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在北京主办了“美国与东亚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许多国家的学者与中国学者就文化与国际关系等问题交换了观点。在讨论过程中有的学者也涉及到冷战期间美国外交的一些问题，但主要还是以冷战后的事例来说明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尽管这样，这次研讨会给从事外交史研究的学者从新的视角研究美国外交史提供了深刻的启迪。
1999年10月28日至30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南京举行了第九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的一个主要议题是“20世纪美国外交和战略”。在研究者提交的50篇论文中，关于这一主题的论文占近一半，内容涉及到二战前美国的外交、冷战的起源、冷战的历史地位、美国的亚太政策等。与会者就这些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和思路。这次在世纪之末举行的研讨会无疑有助于我国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客观上讲，对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而言，上述的学术讨论会显然不是很多，甚至是远远不够的，但在促进这一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上，还是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学术研究尽管离不开在书斋中坐“冷板凳”，但决不意味着“闭门造车”。同行之间的交流不仅能够彼此启发，而且易于了解学术界的动态，清楚自己研究的不足，寻找研究的新动力和新突破。90年代我国美国外交史研究能够取得较大的进展，学者之间的交流、讨论、切磋无疑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在90年代没有举行过一次关于美国外交史的专题学术讨论会，这说明学者之间就某些重大问题的交流还存在着很大的限制。如何突破这一限制显然是未来美国外交史研究走向更为深入的关键之一。
二、 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自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研究者的辛勤耕耘下，所取得的成果显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此前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所无法比拟的。这标志着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据不完全统计，1989年至2000年，各类学术杂志（不包括报刊）共发表美国外交史的研究论文539篇，
其中总论174篇，与西欧关系83篇，与苏联和东欧关系71篇，与亚洲（不包括中国）关系120篇，与拉丁美洲关系48篇，与非洲关系4篇，与中东地区关系22篇，与北美地区（墨西哥除外）关系6篇，与大洋州国家关系11篇（详见表-2）。上述论文所涉及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冷战起源、冷战战略、人权外交、霸权主义、文化外交等13个以上的主题（详见表-3）。尽管一些论文还存在着“老调重弹”的倾向，但总的来看，选题范围比较广泛，论文质量逐年上升。尤其是近几年来，有些选题开始与国际学术界接轨，一些研究人员把目光转向揭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深层原因的选题上，发表了一批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高质量论文。
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也可看出从1989年至2000年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大致状况。据统计，中国学术界1979年至1989年（11年）共发表有关美国外交史的论文326篇，
1990年至2000年（11年）为494篇，比前11年期间发表的论文数增加了168篇，增长率为51.5%。《历史研究》是中国史学研究的最高刊物，一般而言，其所刊登的论文代表了相关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据统计，从1989年至2000年，《历史研究》共发表世界史的论文172篇（不包括中外关系史），其中有关各国外交史的论文（不包括中外关系史）为30篇，美国外交史为16篇（不包括中美关系史），占世界史论文总数的9.3%，占各国外交史论文总数的53.3%，略高于同一时期发表的中美关系史论文（共14篇），比整个美国史的论文少9篇（共25篇）。最近6年（1995—2000）《历史研究》刊登的美国外交史论文为9篇，与中美关系史论文数相当，但却高于美国史论文数2篇。与前11年（1979—1989）相比，后11年（1990—2000）《历史研究》刊登美国外交史论文的总数翻了一倍还多。《世界历史》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惟一专业性刊物，1989年至2000年共发表中外国家外交史的论文201篇，其中有关美国外交史的论文40篇，占总数的19.9%，中美关系史的论文25篇，占总数的12.4%，欧洲国家或地区外交史的论文37篇，占总数的18.4%，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外交史的论文21篇，占总数的10.4%，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外交史的论文10篇，占总数的5.0%，其他国家外交史的论文4篇，占总数的2.0%，中外关系史（与美国关系除外）的论文47篇，占总数的23.4%，总论17篇，占总数的8.5%。这些数字说明，《世界历史》刊登美国外交史的论文数不仅在国别或地区外交史论文中居于首位，而且数量远远超过了研究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外交史论文。与前11年（1979—1989）相比，后11年（1990—2000）《世界历史》刊登美国外交史论文总数增加了7篇。《美国研究》是中国专门刊登美国问题研究的学术季刊，1989年至2000年共发表学术论文358篇，其中有关美国外交史的论文52篇，占总数的14.5%，中美关系史论文53篇，占总数的14.8%，当代美国外交论文38篇，占总数的10.6%，当代中美关系论文29篇，占总数的8.1%，美国史的论文53篇，占总数的14.8%。美国外交史的研究论文显然受到该刊物的重视。以上统计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不仅成果突出，而且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
从出版的专著情况来看，尽管数量只有24本，但如果与80年代相比（根据黄安年教授编写的《百年来美国问题中文书目》，这一时期共出版有关美国外交史的专著仅3本），90年代的成绩显然是很突出的。这些专著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美国外交通史2本，战后美国外交史1部（上下两册），美国与亚洲关系史（包括国别关系史）2本，美国与拉美地区关系史2本，美国与非洲关系史1本，美国与中东关系史1本，美国与加拿大关系史1本，美国与俄国关系史1本，专题研究13本。上述专著绝大多数出自专门研究人员之手，有些是积多年研究之所得。因此，它们不单单是反映出一个时期科研成果的数量，更重要的是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已经达到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较高水平。
这一时期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取得如此成果与下述几个方面密切相关。首先，学术上的繁荣可以说与国家的兴旺息息相关。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勃勃生机，同时也给学术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尤其是近10年来，国内学术环境逐渐宽松，研究人员的生活待遇和研究条件不断改善，这些都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化的必要条件。美国外交史研究同其他任何研究领域一样，其兴盛得益于国家的兴盛，其未来的发展更是离不开这种兴盛提供的良好学术环境。其次，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任何一个与研究外国有关的学科都加强了国际交流，美国史学科进行国际交流的机会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别史。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国内许多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被派到美国考察、进修或合作研究，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机会也大大增多，而国外研究美国外交史的一些知名学者则被邀请来华讲学。这种“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开阔了国内研究者的眼界或思路，产生的结果必然是推动中国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在90年代不断走向深入。第三，在老一代学者的辛勤培养下，一批中青年学者（有的在美国经过多年严格的学术训练）已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上崭露头角，脱颖而出。他们不囿陈见，大胆创新，不仅开辟新的研究课题，而且在研究中使用新的研究方法，这就使高质量的美国外交史论著述不断问世。第四，研究美国外交史，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对原始资料的掌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研究上有所建树或突破，否则只能是人云亦云，步他人后尘。原始资料匮乏曾经是中国研究美国外交史人员所无法逾越的一大障碍。然而，随着到国外进修访学的机会增多，这一障碍至少对专门研究人员来说几乎不复存在。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外交史部分档案在网络上的公布，大大缩小了中国学者在利用原始资料上与国外学者的差距，国内许多学者已经开始利用网络资源进行研究，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最后，国内学术著作的出版常常使学者们感到“囊中羞涩”，望而生畏。令研究美国学的学者欣慰的是，美国福特基金会在中华美国学会设立的出版基金，使许多种很难被出版社接受的学术著作深受其益。单就美国外交史而言，至少有6部著作获得该基金的出版资助。现在学术专著获得出版资助的渠道明显增多。
目前，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条件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整体研究人员的素质迅速提高，研究设施不断改善，研究资料尽管还谈不上丰富广泛，但“无米之炊”的境况显然已成为历史，研究选题也开始瞄向带有突破性的问题。我们相信，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美国外交史研究在新的世纪将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表-2 1989年至2000年美国外交史论文统计（按地区） 单位：篇
年份
地 区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总计
总 论 6 8 14 13 11 12 7 12 15 15 25 36 174
西欧 16 2 1 8 2 3 10 12 9 7 7 6 83
苏联东欧 7 13 6 4 3 2 7 10 8 5 4 2 71
亚洲 6 14 12 8 6 6 12 13 12 15 9 7 120
拉丁美洲 7 10 3 4 9 4 2 4 2 1 2 48
非洲 1 3 4
中东地区 1 1 1 4 2 2 3 4 3 1 22
北美 2 1 2 1 6
大洋洲 1 2 3 2 1 1 1 11
总 计 45 47 37 39 34 34 43 55 50 48 50 57 539
表-3 1989年至2000年美国外交史论文统计（按主题） 单位：篇
年份
主 题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合计
冷战起源 1 1 1 2 1 3 9
冷战战略 11 11 6 3 3 6 7 5 5 4 4 65
战略调整 1 2 1 2 2 1 1 1 1 2 14
全球战略 2 3 3 1 1 2 2 14
人权外交 3 4 6 2 5 4 1 3 3 6 37
外交传统 1 3 4 1 2 1 2 3 1 4 22
文化外交 1 2 1 2 3 1 3 13
霸权主义 1 2 1 1 2 6 9 22
地区冲突 2 7 3 1 2 4 4 2 4 1 30
外交决策 2 1 5 3 1 1 4 17
外交思想 2 1 2 1 3 2 5 5 6 7 7 42
扩张主义 2 2 2 1 3 4 3 3 1 1 22
地区国别 16 19 7 9 8 9 14 12 6 14 12 10 136
世界大战 5 2 1 6 3 3 7 8 10 6 2 6 59
其 他 5 1 4 5 2 4 3 4 4 4 2 37
合 计 45 47 37 39 34 34 43 55 50 48 50 57 539
表-4 1989年至2000年美国外交史论文统计（按总统任内） 单位：篇
年份
时 期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总计
威尔逊时
期 2 1 1 4 1 1 3 1 1 1 2 18
罗斯福时期 11 5 1 7 3 3 7 11 10 8 3 6 75
杜鲁门时期 4 5 3 7 2 6 11 10 7 3 3 61
艾森豪威尔时期 3 2 1 3 4 2 4 2 3 6 30
肯尼迪时期 1 1 1 1 1 5
约翰逊时期 1 1 2
尼克松时期 1 1 1 1 2 1 3 1 1 12
福特时期 1 1
卡特时期 1 1 2 4
里根时期 3 5 2 3 2 1 3 1 20
其他时期 9 2 4 3 3 6 1 8 6 5 2 2 51
总 计 30 22 14 23 18 15 23 40 31 27 14 22 279
三、主要学术观点介绍
如前所述，1989年至2000年，我国学术界发表了有关美国外交史的学术论文高达539篇（不完全统计），出版专著24本。这些论文和专著既体现了我国美国外交史研究在这一时期成果突出，也充分展示出研究人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受篇幅所限，本文显然无法将所有论文的观点逐一展现，只能分主题或地区择其要者重点介绍，以图大致反映出我国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基本水平和概貌。
20世纪90年代之前，尽管许多高校开设了美国外交史的课程，但没有一部我国自己学者撰写的教材可供使用。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编撰了两本美国外交通史。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是一部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史的专著，以“扩张”作为主线全面考察了从独立战争到1989年布什出任美国总统时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本书将这一发展过程大致分为大陆扩张、海外扩张和全球称霸三个时期，认为孤立主义、门户开放政策和遏制政策是反映这三大时期美国外交特征的政策口号，其目的都是为美国的扩张主义服务的。因此，“扩张是贯穿于整个美国对外政策的一根主线，也是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发展的关键。”美国的扩张主义每个时期都有着理论基础，但其核心是“自命不凡，惟我独尊”的使命观。正是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美国政府认为，“它在国际事务中享有一种特权。这种民族优越感和自满意识，一旦推行到极端，便表现为颐指气使，把自我价值观强加给别人，并设法去驾驭别人。”
对美国这种在国际事务中“霸道作风”的批评体现在全书之中。这部专著立论鲜明，可以说是反映出我国学者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基本观点。李庆余编著了一部简明美国外交通史，论述了美国从独立战争到1988年200余年的外交政策，比较清晰地反映出美国外交从孤立主义到全球主义的演变过程。
“冷战”主宰了战后国际关系40余年，但冷战究竟是如何起源的，在国际学术界至今依然是众说纷纭。国内学术界举行过关于冷战起源的学术讨论会，学者们根据90年代以后新公布的档案发表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论文。不管美国是否为冷战的始作俑者，但肯定难辞其咎。我国学者共发表了9篇论文，从不同的方面涉及到美国与冷战起源的关系。杨光斌认为，杜鲁门主义、NSC-68号文件是研究冷战起源的最重要的线索，因为民主资本主义是美国外交决策中意识形态的主导方面，它在战后演变为反共产主义信条。因此冷战的起源与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密不可分。白建才指出，冷战是多种因素合力的产物。它深深地根植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的抗争，直接产生于苏联保障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称霸的全球主义战略的碰撞，原子武器的出现增强了美国的实力，加速了冷战的爆发。苏格全面地探讨了美国在冷战发生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冷战的缘起，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人为的选择。仅就美国而言，美国在冷战的缘起中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促成美国政要选择强硬政策的原因有多种，但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其自身的“冷战思维”。
“冷战”在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体现为“遏制战略”、“解放战略”、“和平演变战略”，在某种意义上说，对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遏制长期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制订和执行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因此，美国在冷战中奉行的这一套战略成为我国学者这一时期研究的一个“热点”，共发表了65篇论文，内容涉及到美国冷战战略的各个方面。遏制战略说到底是根植于美国社会的反共传统，刘建飞考察了反共主义在美国产生与发展的深刻而复杂的根源，认为在美国主流社会看来，共产主义是最大的“非美因素”，美国有反对激进革命的传统，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革命，美国人有“天定命运”思想，而共产主义则被认为是美国实现天定命运的最大障碍。他在另一篇论文中比较了美国两大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指出两党在这方面奉行了“一致的原则”。
1989年布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随后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在美国决策者看来，美国的冷战战略终于取得了成效。研究者自然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1989年和1990年两年共发表相关论文22篇，重点放到了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上。这些论文大多是应形势需要之作，而且内容多有重复，泛泛而论者多，对具体问题深入探讨者少。随着对原始材料的掌握，研究者开始把目光转向遏制战略中的一些重要的方面。崔丕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在美苏“缓和时代”美国遏制战略所追求的目标，即以有限发展东西方贸易换取苏联的政治让步。在“新冷战”时期，美国经济遏制战略将打击对象从中国重新转向苏联，通过高新技术转让限制迫使苏联“改变国内政治”。他在另一篇论文中探讨了美国政府利用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遏制政策。
吴松通过“遏制”战略的形成分析了外交决策模式，认为美国外交决策是通过其国家政治过程完成的，符合美国社会政治结构的普遍规定。以总统为核心的总统政治中心在决策中掌握着最主要的权力，国会和舆论界在决策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于群利用80年代美国解密的文件档案，对美国国家委员会三份重要文件的制订与实施进行了考察，认为其反映出美国最高决策机构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全面遏制的实质。
汤淑芳通过对美国在冷战时期决策思想的考察，探讨了冷战思维的根源，指出冷战思维就是冷战时期形成的以传统的权力政治为基点，以意识形态为载体或者说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以缔结军事同盟为手段，以对抗为核心的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理论模式或认识框架。
华庆昭的专著利用档案材料，全面展现了杜鲁门时期美国与这几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内容涉及到冷战的起源与发展。作者的基本观点是，“美国外交有其明显的继承性，不管时代和形势怎样变化，美国以本国利益为目的，以‘天定命运’为旗帜的基本外交原则是不变的；以或增或减或扩大或缩小形式多样的孤立主义、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为手段的基本外交政策是不变的。”因此，“杜鲁门外交中最有份量又最不可取的遗产，乃是大国强权政治的继续存在。这是杜鲁门从罗斯福那里继承下来又加以发展了的东西。”
这部著作融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在让“阳春白雪”的学术专著有更多的读者层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该书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后反响很大，《美国历史评论》、英国的《当今中国》等刊物先后发表书评，对该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美国冷战战略的对象主要是与之抗衡的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美国战后的苏东政策构成了这一战略演变的基本线索。时殷弘阐述了冷战初始阶段美国关于苏东内部状况的政策，认为随着欧洲冷战的地缘格局和军事格局的定型，美国政府把争取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发生根本变化确立为一项基本目标。因此美国的这种“激变战略”通过煽动性的敌对宣传和隐蔽行动，争取在苏东助长社会紧张，加剧或激发反政府情绪乃至造反行动，最终由苏东内部的反动势力搞垮现政权。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他依据美国公布的档案材料就一些更具体的问题或国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刘金质在其专著中全面考察了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的国家战略、军事战略、意识形态战略、对外经济战略等，尤其是对冷战时期的对苏战略着墨较多，认为二战后美国基本的国家战略一直是遏制战略，目标是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用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市场经济改造和统治整个世界，维护其霸权主义的利益。具体来讲，美国战后外交所要追求的目标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美国利益居于中心”；二是“在和平的环境中追求国际目标”；三是“推进与扩展民主、自由与市场经济”；四是“谋求世界的领导地位与作用”；五是“遏制苏联的扩张，促使其内部演变”。
蔡佳禾在其博士论文中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主要是针对社会主义中国与中立主义国家实行双重遏制，结果“强化了东亚的冷战，使该地区的紧张与对抗持续了20余年。它不仅使东亚各国，也使美国自身付出了沉重的代价。50年代美国在东亚似乎是不可一世的，但华盛顿决策者们决没有料想到，东亚成为他们走下坡路的起点。不管美国的遏制政策给东亚带来多少严重后果，但这一地区的进步与发展毕竟是不可遏制的。”
综观东亚近几十年的历史发展，作者的这一结论是很值得深思的。
研究美国的冷战战略，就不能不研究以“遏制之父”而著称的乔治•凯南。崔丕考察了凯南的“遏制”战略构想；张小明与刘靖华就凯南的“遏制”概念进行了商榷；任东来探讨了凯南外交思想中遏制与缓和的矛盾；周桂银考察了凯南的外交思想和学术观点，指出凯南的思想不乏瑕疵，但作为对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表述，它具有客观性，而作为美国外交的理论框架，它又极富指导意义。
张小明的博士论文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凯南的遏制思想，指出其遏制思想是一种和平变革构想，为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制订和推行对苏战略提供了一个思想框架和思维模式。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外交思想对战后美国对苏联及其盟国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张小明比较了凯南的“遏制”战略与杜勒斯的“解放”战略，认为两者并非对立，而是彼此相容，都是旨在使苏联权力解体的和平战略。霍世亮对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进行了考察，分析了他的政治外交思想和实践。
美国对其盟国的经济援助或扶植是冷战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只有使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不断巩固和壮大，才能有效地与社会主义国家抗争并在抗争中取得胜利。赵怀普考察了美国在二战后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原因和动力，认为冷战期间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实际成为美国对欧政策的基础，说明美国作为一个非欧洲国家，却在欧洲拥有重大安全、政治及经济利益。因此美国在两党一致的基础上支持欧洲一体化，有着自身的深刻动机。毕健康考察了战后初期的马歇尔计划，指出该计划促进了西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李秋发认为，肯尼迪政府对西欧政策的“宏伟计划”，其核心内容是在西欧统一的基础上，建立美国与西欧的大西洋伙伴关系，最终形成由美国领导的大西洋共同体。
崔丕认为二战后美国对日本单独媾和的结果，使美日两国由敌对转而为亲密的盟友，直接导致了此后长达20余年之久的亚洲国际紧张局势。他在另一篇论文中论述了美国对日本赔偿政策的演变，指出这种政策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其结果对战后日本发展方向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于群在其专著中根据美国的解密档案材料，系统阐述了二战结束到美国归还冲绳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政策的演变，特别是在对材料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美国对日政策的决策和实施过程。
对整个冷战史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资中筠主编的上下两册《战后美国外交史》根据详实的材料，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揭示出了美国战后外交的基本特征。全书以美国反共为主导思想的对外干涉主义的“有形线索”和思想文化影响的“无形线索”作为两条主线，既展现了战后美国外交的基本发展脉络，又比较深入地探讨了美苏冷战演变的全部过程。因此，用主编的话来说，“所谓‘战后美国外交史’实际也就是一部‘冷战史’，因为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主线就是对抗苏联，其间时有起伏，有张有弛，攻守之势也常有变化，但是互为主要对手这一点是不变的。”
这部著作表明中国学者对美苏冷战史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是学者研究这一时期问题时引用率较高的书之一。张小明的专著运用国际关系理论，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以战争与和平作为主线，探讨了冷战发生、发展与终结的历史过程。作者认为冷战最大的特征就是，“既是和平，也是战争。换句话说，冷战是战争与和平的混合状态。”其原因在于一是美苏双方“都无力消灭对方，也不希望破坏两极力量平衡”；二是“现代战争的毁灭性，使美苏两家怯于卷入新的世界大战之中”。作者进一步指出：“冷战的性质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它既是意识形态斗争，也是权力较量。”较量的结果，“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重大挫折，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丧失了政权，由于苏联、东欧政治剧变以及社会主义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出来，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影响力走入了一个低潮，而资本主义在这场较量中占取了上风”。
这方面的书还有白建才主编的《美苏冷战史》。
美国兴起于近代，很快就从一个小国发展为雄居北美大陆的强大国家。它与历史上许多大国一样孜孜追求对其他国家的支配地位，但没有一个大国像美国那样在20世纪外交中把充当世界领袖体现的那么明显。我国学界将之称为“霸权主义”。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中，这一术语出现的频率较高，很多论文都有所涉及，专题研究论文22篇，仅最近两年就有15篇。中国学者对美国霸权主义的观点很明确，毫无例外地对这种强权政治作风进行谴责批评。杨冠达从美国国际关系学角度探讨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历史根源，认为它是美国主体民族演化进程中所形成的民主价值观及无上优越感的历经积淀。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学派、现实主义学派和理性主义学派的观点，是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共同支撑着美国霸权体系的“大厦”。
周建明通过考察从门罗主义到威尔逊主义，认为对像美国那样追逐和维护霸权的国家，除了从权力的角度来解释其外交行为外，诸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也会影响其外交政策的选择。因此，20世纪以来，美国在追求和维护霸权过程中，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美国霸权主义主要形式是充当世界领袖，美国从立国以来这种取向或强或弱地一直体现在外交政策中。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实力原因外，一些研究人员也试图从思想意识上探讨美国霸权主义的根源。周琪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中使命感来源于其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
即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生活在“山巅之城”，其自由价值和民主制度应当推广到全世界。自20世纪初起，随着美国实力的增长，这种使命感日益同取得世界领导权的驱动力结合到了一起。
龚泽宣通过对美国历史上支持强权行径的思想考察，着重剖析了亨廷顿所撰写的两部影响甚广的著作，驳斥了他所提出的美国在国外输出“自由”、扩展“民主”需要以强权和武力来作后盾的理论依据，并揭示了美国“新霸权主义”的实质性内涵。刘永涛认为，马汉的“海权”理论体现了当时美国的历史哲学、价值观念、文化种族偏见以及思维方式，是美国现实主义强权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纪胜利比较了威尔逊、罗斯福和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的异同，认为每遇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美国领导人都情不自禁地要强调从整体上管理世界的重要性和美国的领导责任。
秦亚青在其专著中采用数理统计模式和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了战后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认为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以美国为权力中心的霸权结构及其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之间有着一定的相关因果关系，“美国立场的选择应该是同美国在国际霸权体系中占据霸权国地位这一事实相一致的，或者说是为美国护持霸权结构与霸权地位服务的。”
这本书的基础是作者在美国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其学术性是不言而喻的，单从书中的学术话语来看便明显反映出与国内学界的不同。作者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框架中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得出的一些富有挑战性的结论尽管还存有争执，但无疑给国内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带来一股新的“气息”。
美国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卷入、挑起或扩大国家或地区冲突，以维护或实现其在特定时期所确定的战略目标。这一时期有关这一方面的论文约30篇，主要考察了美国在地区冲突或战争（有的就是美国所直接挑起）中所采取的举措。牛军全面考察了美国对朝鲜战争的起源与演变。沈志华分析了美国军队在联合国军的名义下越过三八线这一军事行动的决策及实施过程，认为这一决策是美国政府在朝鲜冲突中所犯下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也是导致战争升级和美国军队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无法自拔的根本原因。崔丕等人认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1号文件确定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北进”战略原则，在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美国对朝鲜政策的演变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越南战争是战后美国卷入的规模最大的地区性冲突。沈志华考察了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基本原因；蔡佳禾认为美国取代法国是卷入越南的关键性一步；时殷弘依据美国的解密档案发表了系列论文，研究了美国在越南干涉的整个过程。
他的专著利用解密和公布的美国政府档案文件，全面考察了这一时期美国的对越政策，着重揭示了导致美国在越南越陷越深的决策过程及其他多种原因，指出美国进行的这场历时最久、耗资最大的战争，其根源在于维护和扩大其霸权地位，遏制共产主义。美国也“希望通过这场战争来遏阻的，并非一两个大国的‘武装侵略’，而是一大批不发达国家中以人民武装斗争为形式的社会革命”。
（）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历史评论》发表书评给予较高的评价。
此外，关于美国战后初期对希腊的干涉、对1958年黎巴嫩内战的军事反应、1983年出兵格林纳达均有专文论述。
二战后一系列国际组织的相继出现与美国的全球战略有着很大的关系，美国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无非是想把本来用于维持世界和平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组织变成推行其霸权政策的工具。于耀东论述了美国积极推进联合国创建的原因，认为没有美国就没有联合国。在以后的20年间，美国实际上把联合国看成是自己的“国务院”，把联合国变成推行其冷战政策的工具。李少军考察了美国与联合国关系的演变，认为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造成了美国对联合国热不了亦冷不得的关系模式。舒建中探讨了美国在关贸总协定建立过程中的作用，认为美国在战后初期提出了一系列计划和建议，并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推动了这一国际组织的形成。王在帮利用有关档案材料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考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兴衰。陈宝森通过考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兴衰论述了战后美国国际金融政策的演变。陆钢论述了战后金融外交与美国金融霸权的关系。
“人权外交”实质上是美国强权政治在对外关系上的一种体现，由于美国每年都以人权为武器来对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横加指责，所以美国外交史上的“人权外交”也成为一个热门研究题目。这一时期我国研究者共发表有关论文35篇，内容涉及“人权外交”的各个方面。龚泽宣通过考察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认为卡特在外交中引入了一个所谓“道义”标准，但同时更倾向于强调实力地位的均衡政策，卡特政府在伊朗遭受失败，恰恰是与其人权外交方针相悖离的结果。罗会钧认为，里根政府的人权外交具有某些典型性。通过考察这一时期的人权外交，可以更准确、全面地把握美国人权外交的基本特征与实质。张文喜认为，战后以来人权外交一直在美国总体外交中占有一定的份量，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是美国称霸世界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周琪在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中用了相当篇幅论述了冷战时代美国人权外交的产生和发展，从更深的层次分析了人权外交的本质，并对这种外交方式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分析。她在另一篇论文中考察了美国对国际人权公约态度转变的全部过程，认为美国不管是反对还是批准该条约，都与美国的人权外交的确立和发展历程相一致。石云霞从理论上对美国的“人权外交”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外交的实质是霸权外交，并不是人权外交，人权外交只不过是美国政府使用的一种武器和手段。
刘杰在其专著中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了美国人权外交和国际人权政策的形成、发展及其实质，认为美国是用本国的人权标准来衡量国际人权法，对美国来说，人权只是服务于国家根本战略利益的手段性资源。
美国人权外交遭到中国学者众口一词的批评本属正常，但如何避免研究论文中的一些重复和过于政治化的倾向，使这种批评更为有理、有力、有节，看来还需要从更深的层次进行研究。
“人权外交”说到底是美国政治文化对外交的影响，反映出美国政府试图通过输出其文化价值观来实现其外交目的。文化价值观对美国外交政策制订与执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一些学者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霍世亮认为，对国与国之间关系发生影响既有国家间自身利益的冲突，也有不同意识形态（哲学信仰、理想、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意识形态因素对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具有更为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他以美国20世纪在东亚的政策说明了这一观点。
李振全指出，价值观作为观念性的东西，其深刻内涵主要反映在心理—价值层面。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主要有上帝选择的“使命观”和美国心理的偏执狂心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反共主义等外交政策传统。美国对外政策的每一步变化均未摆脱其文化价值观的束缚和制约。刘文祥通过对美国政治文化的梳理，认为思想、机构、利益、个人对美国外交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韩召颖的专著探讨了美国新闻署与美国文化外交的历史大致脉络、主要活动和使命，揭示了美国文化外交与美国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及其在美国整体外交中的地位。作者的结论是，“美国公众外交活动的主要目标是介绍、宣扬美国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然而，实质上，二战以来，美国依靠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势力，攫取世界霸权，不断干涉别国内政，尤其是意识形态与美国不同的国家，忽略了各国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而选择的不同发展道路，总企图把美国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国，迫使他国接受美国式的发展模式。”
王晓德近年来一直从事美国文化与外交的研究，发表了10余篇相关论文。
他在这一论题的专著中分专题考察了根深蒂固于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价值观对美国外交的影响，认为这些价值观体现在具体外交政策上时，多数情况下变成了对美国追求自我利益的一种掩饰或诠释。实际上，体现在美国外交中的文化价值观决不会超越美国的自我利益，相反成为实现美国政治、经济、安全等利益的一种手段。
从文化上研究美国外交的根源说实在还处在初始阶段，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如立论过于宏观，对具体的细微历史事实把握不准，对原始档案材料掌握不够等。
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既受到了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特定时期政府决策者的政治思想。除了上面提到的对美国冷战战略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的凯南和杜勒斯的外交思想外，研究者把重点主要放到在外交上具有特色的总统或其他决策者的思想上。邱建群认为，20世纪初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国际“新自由”中关于美国“引导世界”、划分“文明国家”和“独裁政权”，在20世纪后期最终发展成为“民主和平论”的主要内容。周建明通过对威尔逊理想主义的考察，认为单用理想主义的模式解释美国外交行为是不够的，但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韩莉认为威尔逊的社会政治观、历史观对其外交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晓德的博士论文以大量的篇幅考察了威尔逊的政治思想以及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的外交实践。
刘靖华全面考察了基辛格的“外交哲理”，即在给定的可能性中追求实际利益。因此，美国只有真正懂得了自己的局限性，才有更多的建树。季晓云等人研究了尼克松—基辛格的多极均衡思想对外交的影响。段宏考察了“多极”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认为多极化思想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方面，从尼克松政府开始，美国历届政府基本上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力量收缩；另一方面，经济因素在美国国内议程和对外政策中的份量不断上升。刘阿明认为，任何一项对外政策都是由人制定出来的。因此，决策人的个性、知识、意识形态、政治联系、政敌、偏见、家庭出身、早年经历等，都将对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
外交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外交决策者的思维定式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我国学者尽管发表了不少相关论文，但研究视野仅仅集中在美国历史上的不多的总统或其他重要决策者的思想上。个体研究或许比较深入，但总是感到缺乏一种整体感，也就是说把决策者思想中的共性体现的不够或不全面，很难看出这些思想一脉相承的延续性。
美国外交决策同样受到社会思潮的制约和其他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王玮追溯了美国外交的渊源，认为由殖民时期商业资本的发展而带来的商业精神、扩张意识和孤立思想直接制约和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和外交活动的开展。王公龙通过回顾自门罗主义以来的美国外交史，认为价值与利益是美国外交传统中的核心内涵。何新胜探讨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同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认为当美国国力强大并呈上升趋势时，理想主义色彩较浓，反之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大。李庆余认为19世纪末美国公众舆论及其作用表明，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接受舆论的指导与批评，政府智囊团制造的舆论本身就是外交决策的一部分。
杨东铭等人认为，在美国战后对外政策中，权力政治理论所起的作用最为明显，在外交实践中也运用的最充分。张曙光全面考察了威慑理论在美国学术界的形成与发展，认为威慑作为理论研究和战略设想与决策是紧密相连的。张业亮通过对战后外国利益集团在美国的各种活动分析，探讨了它们对美国的经贸立法、对外政策的制订与执行产生的影响。唐晓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决策过程的强调，综合地探讨了美国外交决策机制中的有关因素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田志立考察了思想库对美国外交决策的作用。元简详细地考察了美国新保守派外交思想的理论起源以及冷战背景，认为新保守派对美国利益和国际作用的界定以反共主义和美国特殊论为基本出发点。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对美国外交决策产生作用的途径很多，社会思潮的影响比较明显。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不是孤立地发生，既体现出决策层或利益集团对舆论的操作，更多是历史积淀下的文化价值观对解决现实问题的回应。如何能够从更深的层面找出社会思潮与决策者思想的共性或一致性来揭示出两者的互动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尚显得不足。
美国在政体上是个权力制衡的国家，尽管宪法规定总统拥有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但外交决策决不是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说了算。在历史上，大凡想在任内有所作为的总统，总是抱怨受国会制约太大，难以在外交政策上放开“手脚”，所以他们竭力扩大行政部门的权力，常常在这方面与国会发生冲突。孙仲认为，在19世纪，秉承宪法有所侧重的授权和美国民主传统，国会基本上居于外交决策权的主导地位。进入20世纪之后，总统利用自己在处理危机上的优势、外交领域的某些特殊性和世界日趋一体化的趋势，夺取了美国外交决策的主导权。李胜凯等人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总统与国会在外交决策权上的争执。
金灿荣通过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历史与现实的考察，探讨了美国国会的决策功能，包括国会贸易决策权的构成，国会在整个贸易决策体系中的地位等。
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欧洲，但对大洋彼岸的美国来说，却提供了实现其世界领袖之梦的天赐良机，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完成了其外交战略从“孤立主义”向“全球主义”的转变。从研究者发表的论文来看，对美国在世界战争期间的外交研究持续不衰，主要集中在二战爆发前夕和期间的外交，共发表了58篇论文，其中53篇是与二战有关系的。尽管许多论文是重复选题，不排除应景之作或评职称所需，但也不乏选题新、见解深的高质量学术论文。金卫星认为美国在二战前夕曾酝酿过对德国的绥靖计划，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才没有将这一计划付诸实践。
徐蓝利用最新档案资料考察了二战期间美英签署的“驱逐舰换基地”的协定，指出这是两国结成反法西斯同盟的关键一步。她在另一篇论文中通过考察美国军方制定的“橙色”计划和“彩虹”计划，阐述了其在一战后确定的以亚太地区为战略取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被以“先欧后亚”大战略为基础的战争计划所代替的演变过程。她对这一时期美英在远东的关系有着较深的研究。
任东来详细考察了美国对英苏1944年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的态度，并以翔实的材料阐述了美国态度与其战后计划的关系。孙才顺从对日本军国主义惩罚和尽早结束战争角度论述了美国对日本施放原子弹的合理性。戴超武考察了罗斯福去世后美国远东政策的第二次转折，认为导致这一转变主要是由于美苏关系的变化和美国谋求在战后世界中的霸主地位，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原子弹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熊伟民的专著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欧洲战略为核心，探讨了美国决策层指导战争的原则、方法，比较全面地展现出美国战时的欧洲战略。
对美国战时外交的研究今后恐怕还是研究者视野中的一个重点，但这一研究领域有所突破并不在于发表论文的数量多，而需要对原始档案的进一步挖掘，不能仅限于依靠国内的中文译著或英文二手材料，这样只会在原地“兜圈子”，转来转去只不过是多了些高级职称而已。
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关系历来是美国外交的重点之一，美国一方面把这些地区作为传播其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试验场”，更重要的是成为减轻其国内经济压力的商品出口市场和投资场所，冷战时期它们多成为美国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的“中间地带”。因此，研究美国与这些地区或国家的外交关系一直没有受到我国研究者的忽视，并且在90年代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发表的论文数不见得多于80年代，但质量在明显提高，最突出的一点是研究美国与每个地区外交关系的演变都出版了一本或多本专著。王玮主编的专著以“门户开放”作为主线，考察了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对亚太政策的演变，把美国的亚太政策大致分为酝酿、形成、鼎盛到衰落和转向四个时期。作者指出，所谓“门户开放”，这是“一种以经济扩张、政治控制为主，军事征服为辅，单方面强加给亚太各国的利己政策，目的是建立一个以自由贸易为中心的开放式商业帝国。这种‘门户开放’体系不同于古老的旧殖民主义体系，其重点不在攻城略地，不搞封闭式贸易垄断，而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把太平洋变成开放式市场，是一种新型的殖民体系。”
因此，“门户开放”是美国直接针对亚太地区的海外扩张政策，并成为20世纪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梁根成在其专著中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二战后美国对非洲不同国家的外交战略和政策的演变，认为二战前美国就开始插手非洲事务，50年代美国加快了在非洲的扩张，60年代由于外交困境逐步从非洲收缩，70年代再次大力插足非洲，力图与苏联一争高低，80年代通过各种外交手段迫使苏联从非洲收缩，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势力与影响。
徐世澄主编的专著系统地阐述了从18世纪末至1993年底的美国与拉美关系的演变，作者在书中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美拉关系重大事件的分析，探讨了美拉关系的变化、特点和规律，认为扩张和称霸是贯穿整个美国对拉美政策的主线，也是理解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关键。
张士智等人考察了美国在中东地区早期的活动，着重论述了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积极进取中东、争夺中东的过程，特别是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地区发生的一些直接影响着美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和战略目的重大事件的探讨，揭示出美国中东政策的实质所在。
此外，对美国与某些国家的关系研究也有多本专著问世。
美国与地区或国别关系史的研究能够取得上述成绩显然是学者们长期积累的结果，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论文选题面窄，而且多有重复，如美国与中东地区的关系主要集中到以色列等几个国家；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也突破不了旧选题的藩篱，即使是在90年代后半期，“门罗主义”、“睦邻政策”等依然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青睐”，不是说这些问题不能研究或不重要，而是基本上无新观点和新材料可言，只不过是过去研究成果的重复；与非洲关系的论文可谓“寥若晨星”，十几年仅仅数篇而已。总的来看，不管是论文还是专著，一个最大的问题恐怕是原始档案资料的缺乏，绝大部分的材料来源于英文论著或中文译本，这自然影响了研究的质量，很难取得更大的突破。
中国台湾省也有人专门从事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出版和发表了不少成果。本文限于材料，对台湾省美国外交史研究的状况了解很不全面，因此未作介绍，这一缺憾只能有待来者或来日。
四、对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思考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隐忧与问题。比起国内其他史学研究领域，或许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可以列出令他们聊以自慰的一些方面，但与美国同一研究领域相比，这些隐忧与问题尤其显得突出。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中国的研究水平高低非得以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因为毕竟中国学者是站在美国之外来观察美国外交政策演变的，所以无论从立场、立论、观点、取材等方面都会与美国学者有所不同。不过也无庸讳言，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在许多“硬件”上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现在学术界常常提倡学术研究应该与国际接轨，所谓“接轨”就是在国际学术界应该有中国学者的声音。就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而言，与国际“接轨”说到底就是要让美国学术界承认中国的研究成果，从整体上做到这一点，“硬件”首先要跟得上，否则“接轨”只会成为空论。“硬件”问题的解决不会是旦夕之间，而是存在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但至少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努力的方向。况且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重视，会对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深化形成严重的制约。
外交史作为一门学科，国外许多学者宁愿将之称为“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20世纪80年代，美国外交史学界就开始对仅从美国单方面研究外交提出质疑，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把错综复杂的外交过于简单化，一方面忽视了美国外交对外国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对国际环境反作用于美国外交视而不见。这一时期美国许多著名的外交史学家提出了以“国际史”取代“外交史”。当然这不是在玩概念游戏，而的确反映出对外交史研究的更深邃的理解以及外交史研究的一种发展趋势。外交尽管是一国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却会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行为。也就是说，外交本身主要指不同国家为实现各自外部利益而产生的一种互动。这种互动特性要求研究者不能孤立地考察单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而应该把外交决策和执行过程放到特定的国际大环境中去研究，当然对外交决策产生很大影响的国内背景也不能忽视。如果以这样一种观点研究美国外交史，不仅研究范围会大大扩展，而且研究者的视野将会更为广阔，研究的结果也更具有客观性。因此，在美国外交史学界，绝大多数学者已经认同了用“国际史”取代“外交史”。他们的眼界逐渐从美国外交本身向着更为辽阔的领域扩展，把美国对其外部国际环境的反应以及与其外交所施加的对象的互动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研究外交史的“全球视野”既是一种观念上的转化，但更重要的是对研究者的基本研究素质有着各种要求，如具备扎实的国际关系理论基础；对与美国外交互动国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了解，甚至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应该掌握一门或一门以上的外语等等。以这些基本标准来看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与国际上的差距就十分显而易见了。绝大多数研究者并不具备“全球视野”，只是孤立地看待美国历史上的外交活动及政策演变，把“互动”行为变成了“单向”运动，结果纯粹成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忽略了“外交”本身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至于语言本身，研究美国史似乎只要掌握英语即可，但研究美国外交史仅仅局限于英语应该说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研究者（包括我本人在内）有多少人能在研究中熟练地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外语？而有又多少人能把国际关系理论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答案肯定是有，但决不会很多，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如果不具备这些基本的研究素质，即使研究者认识到从国际环境变化中来看待一国外交决策和实施的重要性，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全球视野”恐怕只会流于空谈，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而已。
一门研究学科的振兴与发展，具有高素质的人才是首要之基础。中国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人员主要靠国内培养。如前所言，这一研究领域至少在目前还看不出人才断档的危机，倒是博士生的培养呈现出扩大的态势。我们决不能由此感到“高枕无忧”，这只是相对于世界史其他学科而言，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同样存在着人才“青黄不接”的隐忧。单从专业研究人员来看，40个专门从事美国外交史的研究者已经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有点不太相符了，更何况这里面还夹杂着相当大的“水分”。退休人员尽管有的还在继续从事研究，但毕竟已经力不从心了。中青年学者是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主干力量，很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出自他们之手。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研究重点已经和正在转向中美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或者其他研究领域。博士生的培养倒是比起以往有所扩大，但谁能保证他们毕业后必然继续从事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实际上，把研究精力完全放到美国外交史上的学者可以说是非常之少。如果与美国同一研究领域相比，我们的专门研究人员不仅少得可怜，而且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美国对外关系历史学家协会是美国外交史学家的惟一专业组织，根据该协会2001年3月发布的统计数字，在1999年9月到2000年6月学年，在美国完成的有关国际关系史的博士论文共196篇，其中与美国外交史有关的论文为80篇，内容涉及到该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当然并不是说这80个获得博士学位者都还会继续从事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但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充实到专门研究队伍中来。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个参照系数，中国的研究队伍永远不会庞大到像美国那样的水平，而且也没有这种必要。我们需要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人数不一定过多，但能够把本领域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可是要维持现有的专门研究人员队伍或者略有扩大，不是没有困难。如果有一天中国的美国外交史专门研究队伍出现人员短缺的危机，那并非出乎意料之外，而是我们忽视队伍建设的必然结果。
研究外国历史除了加深对他国的了解之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能为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借鉴。这就决定了研究外国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满足国家需要的实用性。美国是西方世界的首要之国，其历史尽管不长，但内容却很丰富。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或制约，对美国历史的研究主要是寻找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依据。这种浓厚的政治倾向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自改革开放以来，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但意识形态的不同又决定了两国很难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求同存异，达成共识，而美国的强权政治做法常常又使两国关系处在一种紧张的对立状态下。这样研究美国外交史就必然具有一种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研究人员的视野自觉或不自觉地局限在某些已经确定好的框框之中。在研究中，他们基本上是把美国作为一个批判的靶子，从历史中寻找现实的影子，这样自然对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因此，在研究中，学者们很少在基本观点上发生争执，商榷性的论文也比较少见。历史为现实服务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功能，但把历史过于现实化就难免使研究落入套路，甚至会扭曲历史。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现实化的倾向比较明显，处处体现了与政府的外交口径保持高度的一致，稍有越雷池一步，便会冒政治上遭到批判的风险。近些年尽管学术研究环境进一步宽松，但还是存在着“度”的限制。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完全脱离开国家的需要，不过如果所受限制过多，或者说阐释历史仅仅出于回应现实的目的，研究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客观性，这既不利于学术发展与创新，还可能给国家有关部门对美国外交的认识传递了失真的信息，对决策产生误导。资中筠教授指出：“这一领域的研究受到的约束特别多，因为动辄涉及国家关系与外交政策，有时历史问题也脱离不了现实政治。学术研究大体是归纳法，即从大量的事实材料中得出结论，一国或国际局势的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和客观存在，不以我们的好恶为转移。而国家之间利害关系却动荡多变，外交和宣传口径亦随之。于是在我国，外国问题研究比之其他学科有其特殊的敏感性，思考驰骋余地较小，更谈不到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即使对某个具体问题偶有新见解，也是欲言又止，淹没在大量的套话之中，棱角全无。”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的资深研究人员，她这番话并非无的放失，而是有感而发，道出了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现实。
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到政治、军事、战略以及决策过程等方面，给人的印象是，美国外交似乎只是在强权政治指导下服务于实现美国全球霸权的目的。当然，这无疑是美国外交所体现的重要内容，但对美国外交内涵的界定决不能到此为止。对外文化关系和对外经济关系等都是美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文化外交的研究已经起步，估计在未来几年内将会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对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研究尽管有些论文有所涉猎，但并不是作为主干来研究，对外经济关系似乎被排斥到美国外交之外，至少在许多研究外交史的学者看来是这样。事实也是如此，从近12年发表的论文来看，纯粹研究美国对外经济关系史的论文在历史学界几乎是一个空档。有些学者也许认为美国对外经济关系史属于国际经济关系学的研究范畴，的确在国际经济关系学界出版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专著，
不过他们也不会认为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属于外交史的范畴。实际上，对外经济关系不仅属于美国外交的内容，而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从历史上看，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商业优势构筑其“世界帝国”大厦的，打开其他国家市场总是美国外交的一个主要目的，政府的外交活动也多与“商业”具有某种有机的联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顿在199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美国大部分历史中，外交政策热衷于为美国生意人打开市场。美国为过剩的小麦寻找出路，为汽车和飞机寻找市场，努力获取像石油、铜这类原材料。海外商业扩张常常被看成美国边疆拓展，属于这个国家肩负的使命。”他认为商业能够推动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社会的独特性，“美国不是一个传统的殖民大国，其帝国主义式的行动不是体现在军事上，而是一般地体现在美国银行和公司的影响和控制方面。”
威廉•威廉斯得出结论，对于自由国际主义者来说，美国政府总是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责任，“保护和扩大自由竞争原则能够运转的市场。如同重商主义一样，古典的自由经济学导致一种扩张主义外交政策。”
这位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已经作古，但他这番话对我们理解对外经济政策在美国外交中的重要性不无意义。因此，对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来说，如果不研究美国对外经济关系史，不仅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也很难说能够对美国的外交做到全面深入的理解，更难谈得上对美国外交实质有着准确的把握和认识。好在有些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金灿荣研究员在其新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特别强调：“对外经济关系是美国整个外交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政策则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最持久的内容之一。”
但愿这种卓见成为研究美国外交史学者的共识，在未来加强这方面研究的力度，从经济关系角度寻找对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的突破口。
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中，有些问题值得研究者的重视。首先是如何鉴别和使用材料。外交与内政不同，常常不会把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昭示于天下，政府决策者在公开场合发表的言论一般都是“冠冕堂皇”，当然我们也会从他们的讲话中捕捉到理解美国对外政策实质的一些“蛛丝马迹”，但如果仅限于使用这些材料就想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是美国政府公布的外交档案，事实上已经进行了筛选，所以这里就存在一个对材料的鉴别问题。杨生茂教授指出：“研究外国史，其中包括外国外交史以及与之有关的原始材料，必须审慎精思，采取鉴别筛选的态度，要发挥独立判断的功力，切忌东施效颦。”
这番话应该是这位多年从事美国外交史研究前辈的深刻体会。故研究美国外交史，不仅要具有识别出公开材料的真伪，更重要的是，如果条件允许，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和总统图书馆搜集那些未公布的原始档案材料。只有这样，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无论是宏观立论，还是微观探索，才会有根本性的突破。其次是研究中的“炒冷饭”。研究美国外交史，首先是对原始材料的掌握。实际上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很多，即使有机会去美国，但能够静下心来蹲档案馆的人恐怕为数也不太多。至于对那些无机会出国的教学研究人员来说，许多人出于评职称等现实需要，在无任何新的资料前提下继续“研究”那些已经“炒熟”了的题目，或者应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一窝蜂而上，发表的文章数看起来很多，但内容似乎都是出自一个模子。在上面所统计的500余篇论文中，这种低水平的重复占有一定比例。表4显示，对历届总统外交的研究是很不平衡的，高者达75篇，低者只有1篇，对一些总统任内的外交研究甚至是空白。在论文集中的几个总统外交研究上，很多属于重复性选题，观点和材料如出一辙。这种“炒冷饭”现象不克服，研究看起来貌似热闹，实则空洞无物，既无补于学术的发展与创新，又造成了研究者的急功近利思想。第三是对学术研究规范的遵循。现在学术界十分强调学术规范，这不仅是涉及到学者们的学术道德，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一个学科能否在良好的学风环境下健康发展。近些年学界不时地冒出“伪劣产品”，有的剽窃之严重，简直令人不可思议。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在这方面并非“世外桃源”，同样存在一个对学术规范的遵循问题。低水平的选题重复很容易导致材料和行文的抄袭，即使是改头换面，也是属于东拼西凑。如《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刊登的《论美国早期的实用外交》
一文便属此类之作。这种“移花接木”的做法尽管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属于个别现象，但应该引起警戒，一定要防患于未然，尽量避免这种令学界十分尴尬的事情在这一研究领域发生。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新世纪的开端，随着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和学术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类学科将会在新的世纪中得到较快的发展。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尽管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这一研究领域不再向前发展。从整体上讲，只要研究人员脚踏实地，少一点“浮躁”，多一些“耐心”，发扬求实求真的精神，在培养专门研究人才上多下些功夫，上述问题会逐步得到缓解或解决，我们的研究也会不断地走向成熟，在不远的将来真正实现与国际上的“接轨”。
（原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来源：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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