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社会各界对流行多时的语文教材和考试方式的批判日益猛烈，中学语文教育改革也就成了社会的热点话题。为推进中小学教学改革，国家教委正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各界权威人士编写多套全新的实验教科书。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孙绍振教授受聘编写初中语文教材，这项工作从２００１年３月开始，如果运作顺利，预计新教材将在２００４年正式投入实验教学。有关部门已专门为孙绍振的编写计划拨出１５０万元经费，饱受陈旧教材之苦的教育界对此计划抱有很高的期待。中学语文教育的致命缺陷在哪里？中学语文教材将面临怎样的改革？未来我们会看到怎样一套初中语文教材？带着这些疑问，本报特约记者专访了实验初中语文教材主编孙绍振教授。
□我做过高考语文试卷，结果错误很多，如果算总分，恐怕是不及格。
□语文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的目的是要塑造具有丰富情感和智慧的心灵。
□语文课程改革的路将是漫长而曲折的，每一个改革者，都要面临挫折甚至牺牲的可能。
□最好的教学效果是让学生对语文有兴趣：大量阅读，热爱写作，老师在其中只是起一个引导和点拨的作用。
□陈旧的教材，缺乏人文精神，在编排上，课文都是孤立的，互相之间缺少关联，缺乏可比性，显示不出人的精神的无限丰富性。
点击“老愤青”孙绍振
文学
今年６６岁的孙绍振教授１９６０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先后在北京大学、华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任教。现为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数十年来，在诗歌创作、文艺评论领域，孙绍振都卓有成就，有多本重要的学术著作行世。他的论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已成为中国当代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
幽默
孙绍振涉猎极广，绝非一般意义上的书斋文人。９０年代开始，他开始致力于幽默理论的研究，并陆续有《美女危险论》、《灵魂的喜剧》、《幽默逻辑探秘》以及《孙绍振幽默文集》（三卷）等专著出版。中央电视台曾专门邀其作《幽默漫谈二十讲》的电视专题节目。
“愤青”
幽默大师孙绍振也有直爽、犀利的一面。曾有《挑剔文坛》一文问世，对当年文坛的一些丑陋和不合文学规律的事情进行批判，其语风犀利、不留情面的文字在文坛引起剧烈的反响。近年来，受国家教委委托，孙教授开始参与中学语文教育改革。对于传统语文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孙绍振提出了许多激烈的批评。其实早在９０年代中期，他的《炮轰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一文已经在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开玩笑地说孙教授是一个“愤青”时，孙绍振哈哈一笑，“没错，我是一个愤青，一个６０多岁的老愤青。”
我们力求把经典性与当代性结合起来，当代的、贴近时代特点的文章将会占据一个空前重要的比例。
记者：您好，听说您最近正忙于组织编写一套中学语文课本，有关部门给您拨了大笔的编写经费。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孙绍振：这是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改革的一部分，我们从２００１年３月就开始介入这项工作，负责的是初中一年级到三年级的语文课本。现在由我牵头组织的教材编委会已经成立，由研究中学语文的大学老师（博士导师四名，教授副教授十余名）、全国各地的中学特级教师（四名）组成。如果运作顺利，预计将在２００４年正式投入实验教学。
记者：语文书中的选文很有学问，其实不过三个部分，中国古代、中国现当代和外国。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语文是一门文化传播和思想传承的课程，你想给孩子们什么？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还是西方现代的思想？都说中西合璧，但每个人肯定有自己的偏重，这也会影响到你究竟要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人。
孙绍振：当然中国的文章要更多一些，毕竟语文是母语教学，外国的文章经过翻译，难免要失色不少。但是我们也并不是要单纯传承一种传统文化，我们力求把经典性与当代性结合起来，当代的、贴近时代特点的文章将会占据一个空前重要的比例，一些陈旧的曾经风行一时的文章将在课本中失去地位。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学生们一个开阔的视野，使其对人的内心的复杂性有更为深切的体验。
记者：我注意到，你们征求意见稿中，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同一个话题，选择了古今中外不同的文章，其中观点和情感、价值取向反差很大，您觉得，中学生和中学老师会接受吗？
孙绍振：以往的教材，基本上每篇课文都是孤立的，互相之间缺少一种关联和比照，而我们现在编写的这套教材，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对课文进行专题归类。比如关于父爱这样的话题，可以有朱自清的《背影》，也可以有毛泽东自传中叙述自己反抗父亲的文章，有林肯在国会会议上公然为自己是鞋匠的儿子而自豪的文章，甚至可以有关于动物的亲子之情的文章，目的是表现出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而陈旧的教材呢，写父爱，就只有《背影》，写母爱，就肯定是冰心的文章，其后果，就是模式化，好像天底下只有这么一种父爱、一种母爱，可事实上，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的情感世界也是极其丰富多彩的，用一种模式来涵盖一切，对青少年会造成不利影响。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学生们一个开阔的视野，使其对人的内心的复杂性有更为深切的体验。让他们了解世界的丰富性，人性的丰富性，情感的丰富性。比如说秋天，按照以往的思路，秋天只能是树叶枯黄了，只能是一种略带忧伤、凄清的感情。这实际就是一种模式了，其实很多人对秋天的感觉是各有不同的，刘禹锡就把秋天写得很刚劲。而英国诗人济慈的秋颂，则把秋天写成一个成熟的、丰收的、欢乐的季节。通过反差很大的文章，让学生认识到世界和自我同样有无限丰富性，认识了丰富性，就有可能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和肯定自我，相信自己的感觉，以一种自己的心灵去体验看来没有差异的生活。
记者：您一直很关注中学教育吗？我记得几年前，您就发表过一篇很轰动、同时争议也相当大的文章《炮轰全国统一高考制度》。
孙绍振：高考存在很多问题，前不久一家媒体做过一个高考的专题报道，里面提到，现在比较大的城市，有很多中学生害怕自己在高考时考不出好成绩，就到国外上大学，而且往往能考到相当好的学校。这很值得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深刻反思。在高考中要求每一个问题只能有一个标准答案，这是荒唐的。记得有一年把高考语文题拿给几位作家学者，让这些人类语言造诣最深最高的人去做，结果他们竟然大部分都得了不及格！语文其实是主观性很强的课程，标准化、简单化、机械化都不符合它的特点。
记者：那在您看来，高考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孙绍振：首先，全中国的高三学生都考统一的试卷，今年就有五百万考生做同一张卷子。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觉得由各个大学自己单独举行招生考试也许更有利于选拔人才。其次，用一份试卷考核一个人的全方面素质未免太可笑了一些。其三，试卷本身也有很多问题，现在的考卷是在助长一些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对于学生培养自己的主见和创新能力都毫无益处。
记者：您觉得过去的语文教材的弊病主要在哪里，你们的手术刀又将指向什么部位？
孙绍振：过去的语文教育，实际上是把语文作为一门工具来传授，也就是说，学语文的目的在于会识字、写字，获得阅读和言谈交际等能力。当然，语文确实是一种工具，但它又不仅仅只是一种工具。因为语言毕竟是人类进行文化传承的一种载体，语言学习，实际上是一种接受文化、感受文化，塑造个体文化性格从套话中解放出来的过程。而且，把语文当作一门工具来传授，它还会带来一个弊端，那就是学会一套通用的套话，使原本相当有趣和生动的语文课变得枯燥乏味。这次我们对语文教材进行比较大的改革，其实就基于对从前语文教学理念的反思。尽可能去掉那些机械的、教条的、扼杀学生个性和心灵的东西，首先让语言具有天然的童趣，唤醒他们内心深层的共鸣。
语文应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结合。它的目的是引导学生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历史、认识自我。
记者：也就是回到一个问题，语文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孙绍振：关于语文教育，一直有两种观点和理念体系：即工具性和人文性。在我看来，二者是可以而且应该结合起来的。语文的人文性一度受忽视，教育部公布的新语言基础教育标准指出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它的目的是引导学生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历史、认识自我。语文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同时它的一个功能是对青少年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塑造，塑造一个丰富情感的心灵世界。我想，这些要比单纯的识字、阅读、作文的能力培养更重要，无论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这样。
记者：您想象中的最理想、最有效的语文教学应该是怎样的？
孙绍振：主要是有兴趣，不是为考试才读书，你不考我照样读，照样写，不让你读，就觉得难受。在大量阅读、大量写作中感到一种乐趣，老师在其中只是起一个引导和点拨的作用，而现在的语文学习变成了一副沉重的担子，一头是上课，另一头是作业和考试，学生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大量的、自由的阅读，因而心灵也就得不到解放。
记者：阅读有这么重要吗？
孙绍振：我可以举一下自己的例子。我是解放前后上初中的。那时候不像现在，有这么多功课要做，考试也没有压力。我的语文学习基本上就是在那里读书，有兴趣的、随意的阅读，狼吞虎咽。到了高三快毕业了，我才想到有考大学这么一回事摆在面前，但也没进行什么系统的复习，但我最后考上的是北大中文系。这并不是说我有多聪明，而是我的学习抓住了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阅读。我的阅读范围很广，连生物学的、化学的、历史学的、哲学的书，都乱看一气。在阅读中，我的心智获得了比同学更为丰富的滋养，我的思维能力、分析能力都在阅读中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当然，当时我业余喜欢乱写。那时考试有很多主观性比较强的问答题，我在这方面有优势，因为我的知识面广，有些超越课本的题，往往是我得的分最多。
记者：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聊天，他说他高三的时候，花了一年的时间读了１０本文学名著，结果比那些整日做模拟题的学生考得更好。
孙绍振：应该是这样，读得多的人，才能想得多，想得多的才能提高其思维的能量，思维的创造力。另外，我觉得，认认真真把三本文学名著读上三遍的效果恐怕又要好于十本各读一遍。文学名著还有这样一个好处，它能启迪你的思想，这对写作也有很大的帮助。这是我理性的经验，但是，我往往做不到，因为好书太多，常常是饥不择食。
从２０００年开始，我们就在用新的观念来培训各地的骨干教师。我把我的工作视为一次教育战场的“持久战”。
记者：在现在的语文教学中，教材只是一部分，甚至是一个很小比重的一部分，也许，相比之下，教师水平的提高，更为艰巨。教科书编得再好，让一些观念陈旧，甚至顽固的老师去使用，结果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您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孙绍振：这实际上也是我们最苦恼和头疼的问题。在编书过程中，我们时时刻刻都要遇到类似的阻力。这仅仅是编书过程中的问题，到了书写成了，更多的问题也将随之而来。现在最大的问题也就是在教师问题上，我们的国家这么大，教师队伍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少数教师，他们的思路已经比较僵化，对于新的东西，有一种很顽固的排斥心理。我们也很清楚，真正到了教学第一线，一些人可能会把它教得不三不四，面目全非，对这些问题，我们已经有比较充分的考虑。
记者：之前你们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孙绍振：从２０００年开始，我们就在用新的观念来培训各地的骨干教师，但这项工作可以说是工程浩大，旷日持久。以福建省为例，我们省大约有一万多名中学教师，我们一年只能培训几十个骨干，如果按这样推算，要花费多长时间才能完成？
记者：你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你的努力，其实只是往大海里面投入一颗石子，悄然无声，只有一点转瞬即逝的涟漪？
孙绍振：我并不这样看，我一向是那种心态乐观的人，我把我的工作视为一次教育战场的“持久战”。任何改革都是曲折的，艰难的，真正的改革家往往是要作出牺牲的，而历史前进了以后，当年反对改革的人，最后不得不走上先驱者的道路，这时候，人们有时会想起先驱者，有时，先驱者却被遗忘了。历史往往并不向先驱者道歉。而真正意义上的先驱者，也不需要道歉。
来源：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