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国至今尚未诞生诺贝尔奖得主的现状,杨福家教授也有自己的看法。一名同学在现场表示,这存在三方面原因:很多学生毕业后从事和自己兴趣无关的工作;学校里老师不重视培养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以及我国高校的学风存在不正不良倾向。这三点导致了我国的人才普遍缺乏创造性。 杨福家院士反驳杨振宁观点:中国也需诺贝尔奖 |
| www.XINHUANET.com 2006年03月16日 13:58:00 来源:新闻晚报 |
“我们不仅仅需要比尔·盖茨和任天堂,也需要一部分人从事和经济没有关系的基础研究,他们是将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所在。”昨晚,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福家教授做客同济大学进行演讲时,针对杨振宁教授“中国暂不需诺贝尔奖”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 未来经济发展离不开基础研究 日前,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广州作了一场名为“怎样评价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报告,他提出创新可以分为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和任天堂四种体系,以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最需要的是盖茨和任天堂这类会赚钱的人才和企业,暂时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 杨福家教授昨日的演讲也和“创新”相关,不过他认为,目前我国需要百花齐放,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我们的确在经济人才方面太过欠缺,以致妨碍了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鼓励一些学校、一些人从事和经济无关的基础研究,因为他们是将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所在,而不能抓一头,放一头。 早年杨教授在丹麦求学期间,经常在实验室加班,一次,他和实验室工程师打招呼,希望留一台做实验仪器,结果工程师给他准备了10台!正是工程师敬业的工作态度,使得杨教授的实验在时间和器材上都到了保障。这就是说,在实验室工作环境中,写文章、做课题是教授的事,维护实验室是工程师的事,大家各司其职,互相不可或缺,体制的运转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我们的人才培养结构如果不合理,就会像大学里所有人都想拿博士,没人做其他方面的事,以致学校无法运转一样,那我国想成为创新国家就没有希望了。 无缘诺奖是因为创造性不足 对于我国至今尚未诞生诺贝尔奖得主的现状,杨福家教授也有自己的看法。一名同学在现场表示,这存在三方面原因:很多学生毕业后从事和自己兴趣无关的工作;学校里老师不重视培养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以及我国高校的学风存在不正不良倾向。这三点导致了我国的人才普遍缺乏创造性。 杨教授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并作出了补充:创造性不够,最重要的因素是制度问题,就像我们的薪酬制度,将薪酬和短期成绩挂钩,逼着员工出效益,对于中小企业可能适合,但对于高等教育则不大合适。此外,我们的考评制度也存在问题,这可以用中国和欧美国家小学生接受的不同教育来举例:国内的小学生每天作业都要做到很晚,有个孩子对我说,如果有来生,我再也不做学生了!我也曾和国外的几名小学生交流过,发现他们的休息时间也很迟,要到晚上10∶30,不过他们不是忙着做功课,而是自己做历史课“项目(project)”,这几名同学分别饰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几个参战国的代表,并且取出地图,当场模拟外交场面,表演给杨教授看。而在欧美国家高校,选拔学生不仅要看中学时期的学习成绩,还要看“项目”表现,而项目就体现了学生的兴趣,这种机制就保证了孩子的兴趣不会被抹杀,保证了他们的创造性。 |
杨振宁称清华学生超哈佛 中国暂不需要诺贝尔奖 |
| www.XINHUANET.com 2006年03月15日 13:04:20 来源:南方日报 |
昨天上午,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广州作了一场名为《怎样评价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报告。他称,清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要比哈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平均素质高,而且提出创新可以分为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任天堂四种体系,以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最需要的是任天堂和盖茨这种会赚钱的人才,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 学生素质:清华比哈佛高 杨振宁认为,如果以平均素质来讲,清华大学学生要比哈佛大学的要好。他说,大学教育可以分为平均学生和杰出学生两块。由于两国发展阶段不同,对大学生的要求也不同。中国目前需要对大多数的平均学生的训练,而美国需要十分杰出的年轻人创新来创造财富。杨振宁指出,美国式的教育哲学对有创造力的学生很有好处,但也浪费了很多人才,造成了许多悲剧。但我们国人往往只看到美国教育成功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阴暗的一面。 杨振宁强调,中国大学对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比起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以他亲身体验来说,他认为国内的科技成果比较落后,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科研经费不足,尤其是对年龄在20-30岁左右的年轻科学家、博士支持不够,他们要为生活烦恼。 诺贝尔奖:并不是最需要 尽管自身就是享誉全球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杨振宁却旗帜鲜明地指明,一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对目前的中国并没有多大的用处,现在的中国需要的是大量的年轻建设人才。他说,也许得一个诺贝尔奖能够让中国人很高兴,但是这对时下的中国来说并不是最需要的,仍处于脱贫阶段的中国急需像比尔·盖茨、任天堂之类会赚钱的创新人才。 高等教育:需要任天堂式创新 杨振宁将创新分成了四种类型。他指出,创新有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任天堂4种。近年来,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不利于创新。他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杨振宁说,我们要搞清楚,中国目前最需要哪一种创新,是基础理论式的创新,还是最高速产生效益的创新。他认为,显然后者是当下中国的第一要义。杨振宁感慨地说,中国现在的任务还是快速脱贫。因此,像美国比尔·盖茨和日本任天堂式的创新是中国所需要的。事实证明,盖茨式的创新为美国和全球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任天堂式的创新,是日本50多年来成功推动经济发展背后的创新。很显然,日本以往的经验是成功的,而这得益于其国内注重训导和纪律的教育哲学。这对中国有很大启发,因为中国的教育哲学也是注重训导和纪律。 |
| 蔡元培的回忆:我是怎样做北京大学校长的 |
| www.XINHUANET.com 2006年02月15日 15:17:22 来源:杭州日报 |
相关报道:
作者:蔡元培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趣,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性根,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得以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绝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冶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宣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到校后,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选;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民国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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