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乡贤刘寿祺先生早已作古,但其道德文章留给后人。笔者在阅读《洞口县志》以及在湖南师大求学时,曾留心过这一点。
在提高民族素质上做文章[转载]
访我省老教育家、《湖南教育》创始人刘寿祺
本刊记者 唐仲扬 刘际雄
在《湖南教育》满40周岁之际,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到湖南医科大学附二医院,拜访了正在休养的刘寿祺老人。
刘老正在接受治疗,听说我们来了,吃力地睁开眼睛,欠起身子,微笑着连声说: “欢迎,欢迎。”
身体消瘦,但面色尚好,神志清醒。这是一位对过去充满眷恋,对未来也不无憧憬,且不甘屈于生命规律的老人,虽已年届90,可他思维之清楚一如常人,记忆力尤佳,越久远的事越记得清。 “《湖南教育》是1950年办的,发刊词是我写的。为写那个发刊词,还经历了一番曲折呢!”他驱策起记忆的小马,向我们述说着当年的情形。听得出,吐词还很清楚。
刘寿祺老人是我们刊物的创始入,也是湖南久负盛名的教育家。他1925年毕业于湖南一师,从此便投身教育。曾先后在长沙私立晨光大学、醴陵乡村师范和汉寿乡村师范任教,1931年到长沙私立民范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导主任。1935年,他出任湖南省教育厅直辖乡村短期义务教育实验区主任。1938年又担任省教育厅民众训练指导处干事。这期间,他接触了地下党,阅读马列书籍,思想观念发生质变,终于在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直接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1943年,因地下党撤退,他辗转到重庆,任中央大学校长室秘书和教育部督学。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指导中央大学学运,并兼任湖南省工委与中共中央南京办事处和上海南方局的联络工作,受到董必武同志的接见。1948年,寿祺同志回到长沙。湖南和平解放后,他先后出任长沙市军管会文教接管部副部长和省文教厅副厅长(当时厅长缺位)。1950年,他提出“教育是一切建设之本”的观点,发起创办《湖南教育》,并亲笔撰写了发刊词。后又兼任编委会副主任委员。从1950年到1952年,他为刊物写了不少文章,为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尽力鼓呼。1952年暑期至1955年冬,他上北京马列学院(现中央党校)学习,回湘后任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大)院长。 “文革”中,他虽备遭摧残,但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痴心不眠。”四人帮”一倒台,他便及时筹划,日夜操劳,主编了全国“文革”后第一部《教育学》,并同意在《湖南教育》上选刊了部分章节。以后他任省教育厅顾问和省政协常委,1985年以85岁高龄离职休养。这期间,他仍孜孜不倦于著述和平生经验的总结。他老伴陶蒲生告诉我们: “两个月前,老刘还在用那已经瘦干的手颇颤地写作呢!”
终身事教,这位老人对教育颇有研究。他说: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教育传统,从孔夫子开始一直绵绵不绝地流传下来。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教育有三个流派。梁漱溟集孔子传统教育思想大成,代表中国文明发祥地黄河流域的教育流派;陶行知潜心研究并身体力行于乡村教育,是长江流域教育的代表;广西的雷沛鸿四任教育厅长,着力创办国民基础教育,其教育思想虽然不很成熟,但他勇于探索,能够创新,因此,能够成为西江流域的代表。” 寿祺老人接着说: “教育是一切之本,是一切建设的基础,这个观点如今还是适用的。现在党和国家对教育很重视,教育也比从前大大发展了,这是很可喜的。你们《湖南教育》为湖南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寿祺老人很关心《湖南教育》。他老伴说:你们送他的《湖南教育》他常常翻看。一些教师常把稿件寄给他,他总是认真审读,或是亲笔写信推介,或者拄着拐杖亲自送到《湖南教育》编辑部。编辑部多次请他打电话叫编辑去取,他执意不肯。这番介绍,使我们对眼前这位几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垂垂老矣的长者更添几分敬意。我们凑上前去,请他为我们刊物今后的工作提出希望。他听了,微闭着眼,凝神静气思索着,一词一顿地说: “希望、《湖南教育》、发扬从前的、斗争精神和革命传统,艰苦奋斗,贯彻、贯彻中央、和国家教委的、教育方针,加强、教育思想、研究,为培养,不,提高,提高一一”
看得出,他是在极力选词酌句。我们急忙代他表达: “您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们为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作更大的贡献哪?”
听了我们的代述,他拉住我们的手示意我们靠前些,说: “我不光是这个意思。要在提高民族素质上做文章,不能只搞人才教育!”
寿祺老人已经很累了,我们祝他保重,起身告辞。寿祺老人伸出那双枯稿的手一一同我们相握,并频频挥动着同我们告别。岁月无情,可人的精神可以常在。我们感到,这位湖南教育界耆宿的思想和精神并没有老。
《湖南教育》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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